環保投資亟需引入市場活水 2016-10-18 11:16:45
摘要：環境保護的責任需要社會(hui) 各方共同分擔，包括政府、企業(ye) 、非政府組織和公眾(zhong) 在內(nei) 的全社會(hui) 的積極參與(yu) ，才能實現環境目標。
從(cong) 各國環保政策中可以得到不少啟示，主要包括：法律法規製定的完善程度和執行的嚴(yan) 格程度、政府對環保的財政資金支持、以經濟手段促進環保企業(ye) 的發展、技術創新政策、合理規劃產(chan) 業(ye) 布局，推動環保產(chan) 業(ye) 園和生態園區的聚集、地方政府的作用、加強環保教育，提升公眾(zhong) 環境意識、非政府環保組織的作用、政府主導與(yu) 市場機製的選擇等九個(ge) 方麵。
環境保護的責任需要社會(hui) 各方共同分擔，包括政府、企業(ye) 、非政府組織和公眾(zhong) 在內(nei) 的全社會(hui) 的積極參與(yu) ，才能實現環境目標。
由於(yu) 環保產(chan) 業(ye) 提供的是公共產(chan) 品，是由公眾(zhong) 需求驅動的，政府代表公眾(zhong) 需求，通過製定有關(guan) 的環境法律和標準，以及產(chan) 業(ye) 政策和經濟手段，形成政府引導下的環保產(chan) 業(ye) 的發展。因此，政府在經濟發展和環保發展權衡下製定的政府目標和各項政策是環保產(chan) 業(ye) 發展的首要驅動因素。
筆者以上市環保公司及各省市數據為(wei) 例進行了實證分析，對環保投入決(jue) 策機製、政府經濟與(yu) 環保目標的權衡進行了論證，實證分析了環保投資與(yu) 經濟轉型的關(guan) 係，量化分析了環保區域差異與(yu) 溢出效應，並對政府引導環保產(chan) 業(ye) 健康發展提出了建議。
七因素左右投入策略
結合美國、德國、日本等環保發達國家經驗，以及環保產(chan) 業(ye) 發展規律和經濟學理論，我們(men) 分別從(cong) 環保產(chan) 業(ye) 投入主體(ti) 、投入層次和投入方向的選擇機製等方麵進行分析。
首先，基於(yu) 環保投資主體(ti) 的多元化，必須要明確相關(guan) 各方的投資責任。其中，政府主要從(cong) 宏觀方麵引導環保產(chan) 業(ye) 的發展、環境保護的開展，企業(ye) 作為(wei) 微觀主體(ti) 則在具體(ti) 的環保產(chan) 業(ye) 發展方麵進行投資。
再來看環保投入層次，這主要是受國家環保政策的影響，相關(guan) 政策會(hui) 對環保產(chan) 業(ye) 的發展提出需求，企業(ye) 根據需求提供符合政策的環保服務或產(chan) 品，企業(ye) 追求的是盈利，環保層次中企業(ye) 規模的大小以及分配與(yu) 政策和盈利模式有關(guan) 。
環保投資方向的結構比例則主要與(yu) 各國環保目標、政策導向有關(guan) 。工業(ye) 化帶來的汙染比較嚴(yan) 重時，各國環保目標都重點發展汙染治理產(chan) 業(ye) 。而隨著後工業(ye) 化時期的到來，資源短缺、環境汙染帶來的影響進一步擴大，各國環保目標轉變為(wei) 可持續發展，環保產(chan) 業(ye) 重點逐步發展為(wei) 節能減排、清潔能源、資源的再生利用和環境保護與(yu) 治理。
根據理論和實踐經驗，政府在環保產(chan) 業(ye) 發展過程中必須對環保投入進行引導，影響環保投入決(jue) 策的七個(ge) 主要方麵包括：經濟發展階段和特征、環保產(chan) 業(ye) 周期、技術發展水平、政府的環保目標和政策、企業(ye) 的投入決(jue) 策選擇、非政府環保組織的發展、公眾(zhong) 環保意識。
環保產(chan) 業(ye) 發展三階段
通過對美國、日本、德國、加拿大四國的經濟發展與(yu) 環保目標的確定，以及環保產(chan) 業(ye) 發展政策的製定分析發現，政府在經濟發展和環保發展權衡下製定的政府目標和各項政策是環保產(chan) 業(ye) 發展的首要驅動因素。
環保產(chan) 業(ye) 的發展主要可以分為(wei) 三個(ge) 階段。在初級階段，政府的環保目標基本都是以解決(jue) 國內(nei) 當時由於(yu) 經濟發展帶來的嚴(yan) 重環境汙染問題，以汙染治理為(wei) 主要環保目標。通過製定相關(guan) 的法律法規以及對汙染的懲罰措施作為(wei) 手段，嚴(yan) 格執法，體(ti) 現為(wei) “命令+控製”的環保政策。
環保產(chan) 業(ye) 發展的中期階段，在汙染治理過程中認識到僅(jin) 靠汙染治理無法解決(jue) 根本問題，以及隨著科技進步和經濟的發展，環境問題愈來愈嚴(yan) 重，政府的環保目標是從(cong) 源頭上預防環境問題和資源保護，大力推進環保技術創新。通過製定更嚴(yan) 格具體(ti) 的法律法規，鼓勵市場化的環保產(chan) 業(ye) 發展，通過經濟手段鼓勵企業(ye) 采取環保措施，鼓勵企業(ye) 進行技術創新，體(ti) 現為(wei) “預防+控製+引導市場”的環保政策。
環保產(chan) 業(ye) 發展的高級階段，隨著經濟快速發展，技術創新加快，資源短缺、環境汙染等影響到國家的長期可持續發展，各國政府陸續提出可持續發展、循環社會(hui) 、新能源戰略、全麵能源戰略、綠色社會(hui) 等國家戰略性的環保目標，把環境保護提高到戰略的高度。現階段的法律法規從(cong) 長期可持續發展考慮，有針對性地出台解決(jue) 水、空氣、土壤、資源等方麵的具體(ti) 法律法規，在長遠性、可執行性等方麵不斷深入。同時，政府引導環保產(chan) 業(ye) 市場的發展，突出企業(ye) 在環保中的主體(ti) 地位，政府與(yu) 企業(ye) 合作利用各種產(chan) 業(ye) 政策、經濟手段、技術創新政策和環保產(chan) 業(ye) 發展相配合。另外，對國民進行環保教育，非政府性環保組織發展迅速。體(ti) 現為(wei) “戰略+預防+控製+引導市場+可持續發展”的環保政策。
中國環境問題仍嚴(yan) 峻
回望我國環保產(chan) 業(ye) 發展，政府目標與(yu) 環保目的的權衡主要可以包括五個(ge) 階段。
20世紀70年代，萌芽時期，重視“三廢”的危害，特別強調“三廢”治理和綜合利用。
20世紀80年代是中國環保產(chan) 業(ye) 初級發展時期，我國大力發展工業(ye) 經濟的階段，重化工業(ye) 項目多，造成工業(ye) 汙染嚴(yan) 重，環保主要體(ti) 現為(wei) 政府主導、法規驅動型產(chan) 業(ye) 發展。這一時期優(you) 先考慮政府目標——工業(ye) 經濟的發展，而在環保方麵僅(jin) 是針對重化工業(ye) 帶來的汙染進行治理，以及該產(chan) 業(ye) 的環保設備的使用。環保產(chan) 業(ye) 處於(yu) 自發且無序狀態，是在遵守政府政策與(yu) 法規的基礎上所被動發展的。
20世紀90年代快速發展時期，我國政府目標仍是經濟的快速發展，但是隨著我國工業(ye) 經濟的迅速發展壯大和地方政府對環保的忽視，環境汙染等問題觸目驚心。該階段政府重視環境保護，不斷出台相關(guan) 法律法規，增加環保投資，環保的目標仍是配合經濟發展，治理經濟發展過程中的汙染，以政府為(wei) 主導。地方政府為(wei) 了經濟發展目標，對環境保護的重視不夠，仍然監管不嚴(yan) ，環保產(chan) 業(ye) 在規模上、技術水平上還是經濟效益上都仍處在很低的位置。
2000年至2010年，迅速發展時期，在經濟持續高速增長的同時，環境問題給我國帶來的危害不斷顯現。我國政府在經濟發展的同時，加大環境保護力度，製定具體(ti) 的法律法規，提高法規的執行力，不斷加大對環保產(chan) 業(ye) 的投入，並且開始使用經濟手段鼓勵環保企業(ye) 的發展。該階段公眾(zhong) 與(yu) 政府意識開始提升、市場需求爆發、要素投入巨大，我國環保產(chan) 業(ye) 整體(ti) 上快速成長，產(chan) 業(ye) 體(ti) 係基本齊全，產(chan) 業(ye) 規模高速擴張，水氣固等主要領域的企業(ye) 數量和從(cong) 業(ye) 人數都有了大量的增加，導致行業(ye) 內(nei) 競爭(zheng) 與(yu) 協作日益頻繁，技術水平和經濟效益等也有了一定的提高。
“十二五”時期，發展高峰時期，我國經濟發展速度穩定，由於(yu) 經濟發展前期環境保護政策和力度不夠，帶來的環境問題仍然嚴(yan) 峻，政府在保證經濟發展的同時，加大對環境保護的力度，從(cong) 戰略上、法律上、政策上、經濟手段上各方麵提高了對環境保護的支持。
區域間投資差異大
觀察發現，2009年至2015年期間，中國環保產(chan) 業(ye) 的投入和產(chan) 出效率不存在無效現象，但依舊有增長的空間。以樣本中33家上市企業(ye) 為(wei) 代表的環保企業(ye) 在償(chang) 債(zhai) 能力和經營能力投入方麵是有效的，實現了資源和管理的有效配置，從(cong) 而實現產(chan) 出有效。
分析我國30個(ge) 省市區2003年至2013年能源消費和第三產(chan) 業(ye) 產(chan) 值與(yu) 環境汙染治理投資數據得知，環保投資是經濟轉型的重要原因，各個(ge) 環保指標在不同時期對經濟轉型的影響程度不同，其中城市環境基礎設施建設影響明顯最大。
與(yu) 此同時，經濟轉型對環保投資總體(ti) 上也存在著顯著的正向促進作用，其中對城市環境基礎設施建設投資和建設項目“三同時”(建設項目中防治汙染的設施，必須與(yu) 主體(ti) 工程同時設計、同時施工、同時投產(chan) 使用)環保投資影響最大，而對工業(ye) 汙染治理投資影響微弱。
不過，環保投資效應具有顯著的時滯性。隨著時間推移，環保投資對經濟轉型的促進作用越大，達到一定程度後這種作用開始逐漸收斂。
從(cong) 各區域來看，我國環保投資存在顯著空間差異性，東(dong) 中部地區與(yu) 西部地區差距顯著，西部少數地區如西藏，甚至對於(yu) 環境汙染治理投入接近為(wei) 零，而東(dong) 部地區如江蘇、山東(dong) 等地每年環境汙染投資力度很大。
另外，各地區環保投資對經濟轉型的影響程度也存在顯著差異，近60%的地區對經濟轉型有正向促進作用，沿海較發達地區如北京、海南、廣東(dong) 等對經濟轉型的促進作用較大，而40%左右的地區對經濟轉型有負向作用，其中多為(wei) 中部內(nei) 陸及西部偏遠經濟欠發達地區，如甘肅、青海、寧夏等，這可能是由於(yu) 我國各地區經濟發展顯著不均衡，長期的“先汙染後治理”的發展模式等情況導致。
建立引導和市場機製
根據上述研究內(nei) 容結合我國環保投資現狀，我國目前投資壓力和缺口依然非常大，僅(jin) 依靠政府財政是不夠的，必須建立市場機製，引導以企業(ye) 為(wei) 主體(ti) 的多元投入機製。
其一，建立政府的引導機製，分別通過國家環保戰略目標確定方向，完善法律法規，加強地方政府的環保管理水平，製定促進產(chan) 業(ye) 發展的產(chan) 業(ye) 政策，充分利用經濟手段對資本的引導作用，引導社會(hui) 資本對環保產(chan) 業(ye) 的投資。
其二，政府必須努力培育以企業(ye) 為(wei) 主體(ti) 的市場機製，不斷完善具體(ti) 的環保法律法規，加強地方政府在環保產(chan) 業(ye) 發展中的責任、建立環保產(chan) 業(ye) 園區，培育中小企業(ye) ，發揮大企業(ye) 的規模效應和優(you) 勢、支持環保技術創新、公眾(zhong) 和企業(ye) 環保意識的培養(yang) 、發揮非政府環保組織的作用。
而結合我國企業(ye) 對環保人才不重視投入少等問題，提出了四方麵建議：完善法律與(yu) 嚴(yan) 格執法，使企業(ye) 在環保壓力和市場競爭(zheng) 機製的雙重壓力下，重視環保人才的使用和培養(yang) ;製定環保產(chan) 業(ye) 政策，加強評價(jia) 和監管，對有貢獻的環保企業(ye) 和人才進行資助和獎勵;製定技術創新政策，推進環保技術的發展，激發市場對環保人才的需求;高校等教育和科研機構培養(yang) 符合環保需要的人才。
政策方麵，筆者建議，開展分析和評估環保產(chan) 業(ye) 投入績效的活動、構建環保產(chan) 業(ye) 風險投資多元機製、改革和完善環保產(chan) 業(ye) 投入績效評價(jia) 體(ti) 係、行業(ye) 細分管理模式。
(作者係上海師範大學商學院教授，本報記者趙怡雯根據由上海財經大學出版社出版的《我國環保產(chan) 業(ye) 投入績效與(yu) 發展研究報告》整理而成)（國際金融報 孫紅梅）
